张宏，这位鲜少露面的科研巨擘，每次发声总能引起轩然大波。他的直率和坦诚既让人敬佩又让人畏惧。去年，他一篇题为《“资源型科研”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》的文章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和支持。文章中，他深刻揭露了科研领域中存在的巨额资金投入、人力物力的堆砌以及由此带来的头衔与资源的恶性循环，这种模式正侵蚀着国内科研文化的根基，挤压着原创性发现的空间，并给年轻科学家树立了不良榜样。2026年8月13日，张宏因其在揭示多细胞生物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的开创性贡献，荣获未来科学大奖-生命科学奖。颁奖典礼上，他罕见地接受了媒体采访。记者注意到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“无欲则刚”的书法作品。张宏表示：“我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，必须解决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，并回馈社会。”

张宏

以下是采访主要内容：

问：您对于“资源型科研”的深刻见解令人印象深刻。资源的投入无疑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关键动力，但当资源分配过于集中或与特定评价体系紧密绑定时，可能会催生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。在您看来，我们应如何平衡资源配置与科研文化的发展，以确保科学研究既能获得必要的支持，又能保持其独立性和创新性？

张宏：

在生命科学的领域里，我想明确指出，我的讨论范围是特定的。我们必须区分“资源型科研”与“资源”这两个概念。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增加投入无疑是积极的，也取得了显著成就。然而，“资源型科研”指的是一种特定现象：一些研究者并非因为科学问题的重要性而选择课题，而是简单地将资源堆砌起来。例如，他们可能因为某些领域热门且资金充足，便大量投资于单细胞测序等技术，产生大量数据。但这些数据是否真正解答了科学问题？他们并不清楚，也不关心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实验室的目标不是探索科学问题，而是尽快发表文章以换取更多资源——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。 我曾参与评审工作，亲眼目睹了一些资金的挥霍无度和令人震惊的情况。正是这些现象促使我提出“资源型科研”的问题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在科研上的投入是否已经到了如此奢侈的地步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这样的研究仅停留在数据积累阶段，缺乏真正的价值。目前中国有许多资源未能有效分配给真正从事原创性科研的人员，许多年轻科学家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开展探索性研究。这是巨大的浪费，也是许多资助机构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。 在那篇文章发表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发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收到了哪些反馈？我又在思考些什么呢？

张宏：

在我发表文章后，收到了众多支持者的声音，他们认同我触及了科研领域的一个敏感话题。然而，这也导致一些人不再找我进行评审，或许是担心我会再次发表直言不讳的观点。自那以后，我一直在努力换位思考，想象自己如果是那些刚起步的年轻科研人员，会如何应对？我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这种压力源自多方面因素，并非简单地改变某一方面就能解决。例如，一位年轻的PI回国后的工资与其能否获得经费、是否拥有“帽子”直接相关。工资问题或许还算小事，但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与“帽子”挂钩。科学探索本应是纯粹的追求，却与众多利益、甚至家庭利益紧密相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科学家怎能不焦虑？他们是否应该追求“帽子”？此外，他们还需要处理许多非科学性的问题。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。学生不想延期毕业，学校要求毕业必须发表论文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优先选择那些快速、容易发表论文的课题？再加上现行的考核制度规定3年、5年必须达到一定标准，一旦失误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——无论是压力还是诱惑，许多年轻科学家很容易就会被这些问题带偏。这让我感到困惑：我们不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空喊口号——“我们就是要纯粹的科研”。根本问题不解决，我们无法苛求这些年轻人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保持纯粹。

问：在不去苛求年轻人的基础上，你能给出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忠告吗？

张宏：

"在科学探索的旅途中，我坚信每位科学家心中都藏有一把钥匙，它能够解锁那些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。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发现这些问题，而在于抵御那些看似诱人却可能分散我们注意力的诱惑。对于手握资金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，关键在于集中资源和精力，专注于那些能够推动科学进步的重大议题。若能如此，便是对科学精神最深刻的致敬。"

问：这些困境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症结——评价体系。如果你来开一剂药方，哪怕只是一个小的切入口，会从哪里入手？

张宏：

科技评价体系的革新，是解决科研领域诸多问题的关键。原创性研究和“从0到1”的突破，若不改变现有的评价机制，便难以实现。目前，我们评判科学家的卓越与否，往往以发表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为标准，但这并不等同于科研能力。CNS（Cell、Nature、Science）等顶级期刊虽被广泛推崇，却也不乏缺乏科学价值或易被推翻的文章。这些杂志追求商业利益和影响因子，倾向于发表引用率高的医学论文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破对CNS的盲目崇拜，回归科学的本真。 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亟需转型至小同行评审。以我为例，在细胞生物学领域，我能公正地评估：A的研究虽只迈出一小步，却关乎领域内的重要问题；而B的研究看似精彩纷呈，实则问题无关紧要。这种判断只有小同行才能做出。因此，中国必须尝试推行小同行评审制度，尽管这充满挑战，并需跨越人情文化的障碍。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将同一领域的专家集中评审，并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评审委员会的工作。这样，在监督下进行评审的专家会更加谨慎自律。

问：你一向敢于直言，词锋犀利，就没有担心过得罪人吗？

张宏：

在我的成长道路上，两位杰出的导师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第一位是生物物理所的王志珍老师，她始终鼓励我坦诚直言。今天，她发来短信，祝贺我荣获未来科学大奖，并提醒我在学术界肩负的责任更重了。我坚定地回应她：“我会坚守职责。”第二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钧瑛老师。袁老师曾深刻地说：“以前我认为，我们不能说谎，但可以选择沉默。然而，我发现有些话如果不说出来，就会夜不能寐。所以，今后我要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不管别人如何评判，至少我能安心入眠。”“能睡个安稳觉”——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。现在我相信，只要我心怀坦荡、无私心，并致力于为他人发声或提供不同的视角，就应该勇敢表达出来。虽然我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，但至少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。如果我们都不站出来发声，那么年轻科学家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？我们的科学文化又将如何发展？